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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改變到振興,公益力量如何開展長達十余年的建設實踐

2019-01-09 10:23:41  來源:中國慈善家  作者:楊百會    點擊數量:63509

      從懷著熱情進入鄉村到真正認識、發現鄉村,從改變鄉村到振興鄉村,公益力量自2001年在中國鄉村開始的這場建設實踐,是一個多方不斷挑戰認知,不斷思考和實驗的過程。

 

 

      沙溪古鎮東寨門是沙溪復興工程第一個正式修復的項目。墻體本身沒有做任何修飾,甚至還留有4個施工時穿腳手架留下的洞眼。這是黃印武的修復思路,修舊如舊,讓古建筑本身講故事。

 

      面對已復興的沙溪古鎮,主導者黃印武卻難言成功。

 

      2003年,畢業于瑞士聯邦理工大學的黃印武加入“沙溪村落復興工程”。十余年間,他從一名古建筑修復者變成鄉村建設者,主導并見證了這個“滇藏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市集”逐漸繁華再現,成為旅游勝地,被寫入“孤獨星球”英文版。按照今天鄉村振興的標準,沙溪古鎮可視為教科書式的操作。

 

      于黃印武而言,“沙溪村落復興工程”是一場“鄉村可持續發展實驗”。從最開始的文化遺產保護,到生活品質提升,再到經濟社會發展,構建起鄉村整體發展框架,最終目的是恢復沙溪的一種理想生活狀態,“讓更多的人回到這么一個歷史空間里,跟它共生共存,共同發展。”

 

      然而,深入去看沙溪的復興和繁華,黃印武卻發現,與最初的目標有所偏差,本地居民在其中其實是處于弱勢的。項目建成之后,因為缺乏自我經營和發展的能力,沙溪村民陸續外遷,將經營空間留給外來商戶。當沙溪的發展脫離了服務當地人的軌道,黃印武開始反思,“鄉村發展的主體究竟是什么?”雖然村民也由此獲得了利益,比如租金等,但是,“這個利益是不是鄉村發展所希望看到的?”

 

      只有讓本地居民具備內生性的動力,發展才是可持續的。帶著這個想法,黃印武在3年前開始了另一場探索。

 

      如黃印武一般,十余年來,中國的公益力量陸續進入鄉村,在振興鄉村的主旨下,在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著力。他們面對的是與以往兩千年完全不同的鄉村,基于60年工業化和40年改革開放,中國鄉村正經歷著“前所未有之大變革”——自然環境逐漸惡化,傳統文化式微,人口大量流出,唯有老幼婦女留守,更有甚者整個自然村完全消失。

 

      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從懷著熱情進入鄉村到真正認識、發現鄉村,從改變鄉村到振興鄉村,公益力量自2001年在中國鄉村開始的這場建設實踐,是一個多方不斷挑戰認知,不斷思考和實驗的過程。在鄉村振興戰略成為全社會共同行動的今天,其過程及成果無疑深具前瞻性和探索性。

 

沙溪寺登四方街古戲臺是四方街上最有特色的建筑。修復團隊保留了原有建筑風貌,上層為魁星閣,中層為戲臺,底層是商鋪。

 

 

沙溪的復興與反思

 

      黃印武來到沙溪之前,這個擁有2400多年歷史的茶馬古鎮已衰落多年。

 

      沙溪位處云南省大理劍川縣,北靠藏區,南邊是普洱茶的產地,是西藏與云南兩地交通的必經之處。唐宋以來,藏族人到云南以馬匹交換茶葉,沙溪是集散重鎮,一度興盛繁華。清朝以后由于官道改向,以及20世紀70年代國道開通,沙溪開始衰敗。

 

      上世紀90年代,這個已落寞多年的古鎮,以其完備的建筑遺存和傳統村落形態進入文化遺產保護專家雅克·費納的研究視野。在他的推薦下,2002年,沙溪寺登街入選“世界紀念性建筑遺產基金會”(WMF)當年的101個世界瀕危建筑遺產名錄。

 

      “中國沙溪(寺登街)區域是茶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有完整的戲臺、客棧、寺廟和寨門,使這個連接中國西藏和南亞的集市相當完備。”WMF評價。同在這個名錄中的,還有意大利龐貝古城、埃及國王谷和美國圣托馬斯教堂。

 

      2003年,瑞士聯邦理工大學和劍川縣政府共同組建了沙溪古鎮保護項目組,啟動“沙溪村落復興工程”,WMF負責籌措慈善資金。擁有深厚建筑學背景的黃印武被選中,主持古建筑修復工作。

 

      黃印武修復沙溪的思路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恢復歷史原貌,讓人感受到“時間的痕跡”。“我們在做這個項目的時候,是以文化遺產保護來做的,希望通過對最核心的文化遺產和生態景觀的保護,提升本地村民對這個地方價值觀的重建。”

 

      “沙溪村落復興工程”分為6個子項目,分別是四方街修復、古村落保護、沙溪壩可持續發展、生態衛生設施、脫貧和文化復興以及新聞發布。黃印武將恢復文化自信提升到和古建筑修復同等重要的高度,他認為只有提升本地人的文化自信,沙溪才會留住人,其發展才具有可持續性。

 

十余年間,沙溪村落復興工程全部完工,嗅到商機的外來資本紛至沓來。家庭客棧、咖啡館和酒吧等旅游配套紛紛出現,沙溪從一個落寞的邊陲小鎮華麗轉身,成為西南地區著名的旅游景點。

 

      十余年間,沙溪村落復興工程全部完工,在當地人還在困惑為什么要花費大量資金去修破房子時,嗅到商機的外來資本紛至沓來。家庭客棧、咖啡館和酒吧等旅游配套紛紛出現,沙溪很快從一個落寞的邊陲小鎮華麗轉身,成為西南地區著名的旅游景點。2014年,沙溪共接待游客7.2萬人次,旅游收入達到2,043萬元。

 

      項目方隨著工程結束而離開,黃印武則留了下來。他好奇“在這樣一片古建筑中生活的當地人的發展狀態,和建筑本身的未來演繹”。

 

      但故事的發展脫離了他的設想。

 

      “這個村的發展在全國來講是很好的案例,已經給這個村莊帶來非常明顯的變化,老百姓得到很好的發展。但是深入去看,基金會抱著支持本地村民發展的想法來支援這個項目,而項目建成后,村民其實沒有自我經營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更多是外來商戶進入到這個地方,他們能看到更好的機會,他們知道怎么去面對外界的市場,更多村民在不斷向外搬遷。”黃印武說。

 

      他開始重新思考鄉村振興的主體問題。雖然三農問題一直受到社會關注,“但所有關于農村的決策都是城市人做出來的,這就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和偏差。”

 

      黃印武曾聽說某地供電部門花了很大力氣,將電送到深山中,然而那里只有100多人。他并不認同這種做法,他認為就地利用小水電和太陽能完全可以解決問題,而不用花費如此巨大的成本。于他而言,鄉村振興也是如此,統一的標準的全國模式無法行之有效,而通過民間途徑,或可達到目標。

 

      而從鄉村內部來說,黃印武認為,以前的鄉村政策大多側重于給予,使得農民形成“等靠要”的消極習慣,農民本身的力量沒有被激發出來。還有人口外流問題,“人都沒有,怎么實現振興?”

 

      “沙溪有很好的歷史文化積淀,有很好的發展基礎,但對于更多的沒有優勢和資源的村子來說,未來依靠什么發展?”黃印武開始思考,“有沒有一條路徑讓鄉村以自我發展的方式來實現鄉村振興?”

 

      2015年,黃印武決定啟動另一場實踐。他選擇了沙溪鎮附近的一個小村子,借助愛德基金會等兩個公益基金會的力量,讓村民更多接觸外部世界,轉變意識,提升自身能力,獲得與外部對接的可能。

 

      黃印武的團隊并不主動推行太多的產業,而是希望通過激發村莊內部活力來實現項目的啟動。“如果我們以村民作為發展鄉村的主體,那么鄉村的內生性,以及外部資源跟本地人的內在關系,就是一個核心。我們希望培養村民的內生動力,實現村民主導的可持續發展。”黃印武說。

 

小母牛在新疆通過“禮品傳遞”思路實施脫貧項目

 

“小母牛”在中國

      如果說黃印武對鄉村可持續發展的認識經過了一個過程,那么,小母牛組織的這一理念則是一以貫之的。

 

      自1984年進入中國,國際小母牛組織就一直在秦嶺大巴山地區、烏蒙山區等特困地區實施公益扶貧項目。10年前國際小母牛開始本土化,四川海惠助貧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四川海惠”)由此成立,雖然在形式上脫離小母牛,但“自力更生、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理念一直延續至今。

 

      “禮品傳遞”一直是小母牛為人稱道的扶貧思路,其具體做法是通過向貧困農戶提供牲畜、農作物和技術使其脫貧,之后首批農戶再將上述生產資料傳遞給周邊其他農戶。截至去年12月,30多年間,這一模式使得全國17個省、市、自治區152個縣的13萬農戶實現穩定脫貧。

 

      四川海惠副理事長陳太勇認為,從受助者轉變為捐助者,提升了貧困農戶的自信與自尊,也解決了扶貧工作中“等靠要”的痛點。

 

      陳太勇將小母牛在中國的公益扶貧實踐概括為三個階段:最早以養殖業切入,提供良種,培訓技術,發展生產,增加收入;從2007年始,探索社區綜合發展,建立互助組,重視農戶精神和物質的全面提升;2013年之后,開始探索“助貧創福價值鏈”模式,“農戶通過公益項目,重燃希望,轉變態度,激發價值鏈各參與者的熱情與興趣。借助市場的力量,能夠可持續發展,讓小農戶在價值鏈上有地位和話語權。”陳太勇說。

 

云南麗江,村民們圍看小母牛項目的進展與計劃

 

      “助貧創福價值鏈”具體的操作思路為:項目幫助每個家庭進行計劃并投入資源,所有家庭加入互助組參與社區建設,互助組聯動形成合作社,合作社開展農產品市場開發并提供生產服務,從而實現家庭、社區和產業同步發展,穩定扶貧效果。

 

      目前,“助貧創福價值鏈”已在多個貧困地區取得成功案例,如四川涼山州的養殖業、安徽休寧的標準化冷水魚產業等。

 

      陳太勇去年在一次采訪中說,現在是國際小母牛進入中國以來一個前所未有的展現自我的機會,他們將展現一個公益組織精準扶貧的獨特作用。

 

      隨著對更全面扶貧模式的探索,海惠與小母牛的目標也逐漸清晰,他們計劃在2020年之前幫扶25萬戶農戶脫貧,2014年到2023年的10年時間里,助貧100萬個家庭。

 

河南信陽郝堂村通過一系列鄉建措施,保留了傳統鄉村面貌,帶動鄉村旅游產業興起。

 

北京綠十字:軟件激發鄉村內生動力

      鄉村建設是一個不斷認識鄉村的過程。從事鄉村建設十幾年之后,北京綠十字主任孫曉陽越來越堅信軟件提升對鄉村的重要性,在多個場合她不斷強調這一點。

 

      環保公益組織北京綠十字成立于2002年12月,至今已有16年鄉村建設實踐。初期綠十字主要側重于蓋房子、修路、修水利設施等硬件建設,后來逐漸意識到,鄉村本身其實蘊含著更深厚的資源。“山水田園、民俗本身就是最漂亮的資源,我們建了很多空殼子,但真正的建筑活著比好看更重要,軟件的提升才是關鍵。”孫曉陽說。

 

      意識到這一點,綠十字逐漸加強這方面的實踐,軟件在項目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比如初期操作的堰河村項目,軟件方面僅占10%,而之后的郝堂村項目,軟件比例從40%逐漸擴大到60%。

 

      堰河村位于湖北省襄樊市谷城縣五山鎮,綠十字在這里的軟件實踐主要通過改善鄉村環境實現。之前村支書為帶領村民致富,利用村里的空閑地塊種植了茶樹,但受限于臟亂差的環境,茶葉品質不被市場承認。2003年綠十字來到這里,進行了一系列環境改善和生態農業實踐,堰河村開始獲得“襄樊市環保第一村”等一系列與環境有關的榮譽,茶葉價格也水漲船高。村民受惠于此,之后兩年人均純收入漲幅均在10%以上。

 

      因為堰河村的示范效應,五山鎮其他村莊相繼邀請綠十字進行類似實踐,“五山模式”被推廣開來。時任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做出批示“要認真研究五山模式”,并到堰河村進行調研。2006年,綠十字將上述鄉村建設實踐經驗匯總到《五山模式》一書中,稱其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型標本”。

 

      經過多年實踐,時至今日,綠十字已摸索出一套鄉村建設的軟件系統。該系統分為八大板塊:鄉村環境、組織建設、內置產業、能力培訓、智慧旅游、傳統文化品牌、文創品牌和美麗鄉村。“板塊不分先后,根據村莊特質切入。”孫曉陽說。

 

郝堂村

 

      郝堂村的實踐在印證該套理論方面更為典型和深刻。這個距離河南省信陽市20公里的村莊,在2011年之前像中國的很多農村一樣,趨于凋敝:生態環境臟亂差,農業為唯一產業,青壯年大批外出……村支書胡靜懷著“拯救村莊”的念頭,從北京請來了綠十字。

 

      2011年3月,綠十字開始為期兩年的“郝堂茶人家”項目,秉持“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的理念,挖掘原有建筑價值,轉變村民觀念。

 

      綠十字創始人孫君在考察時發現,郝堂村的大樹保留完好,道路規劃和民居建筑也不像其他村莊那樣無序,他由此得出郝堂村民風淳樸和村兩委組織建設有力兩個結論,認為從這兩點切入對工作的開展會有幫助。

 

      之后項目的實施過程印證了孫君的想法。尤其是在村兩委的支持下,郝堂村在兩年時間里大變樣,環境干凈整潔,建起了學校、老年公寓和圖書館,修了路,同時保留了原有建筑,并開辟了荷塘,一派田園風光。

 

      這種傳統鄉村面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外出村民開始回鄉創業,自發搞起了生態旅游,生活水平隨收入增長而明顯提高。有一對90后夫妻甚至從廣州來到村里,開了一家名為“曬那荷畔”的鄉村咖啡館。

 

      郝堂村的成功實踐,使得組織建設在綠十字的鄉建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他們也在探索和實踐其他理論。以能力培訓為例,按照類似生態旅游等農村新興產業的需求,提高村民的服務意識和接待能力,比如不能按照鄉村的傳統觀念做大魚大肉,轉做健康飲食;用農村家庭特有的材料做庭院景觀等。“我們希望的鄉村,是讓農民回到課堂,農民建設農村,可以自己設計房子,自己布置,燒幾個色香味俱全的菜。”孫曉陽說。

 

 

      位于福建閩侯縣關中村的故鄉農園項目,旨在探索后現代人的鄉村生活,踐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

 

故鄉農園:鄉村與后現代生活

      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振興,公益組織需要直面村民等鄉村振興主體,但除此之外,另外的探索路徑也在進行中。

 

      2015年初,藝術家唐冠華夫婦來到閩東關中村,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南部生活實驗”。此前,他們已在嶗山上嘗試了5年自給自足的生活。從小在青島市區長大的唐冠華稱其做實驗的目的,是為無法適應都市生活的人探尋另一種生活方式。

 

“南部生活實驗”勸募都市人到關中村體驗鄉村生活。左一為唐冠華

 

      “南部生活實驗”由故鄉農園發起,勸募都市人到關中村體驗鄉村生活。3個月里共有二百多人參加了這次活動,最終唐冠華夫婦等9人決定留下來,加上原有的3個“新農夫”,共12人組成了“南部生活共識社區”。這是國內第一個共識社區,旨在踐行一種人類與土地和諧共生的生活狀態。之前唐冠華在青島一直想進行這樣的實驗。

 

      關中村位于福建閩侯縣荊溪鎮,2011年,正榮集團企業社會責任部(正榮公益基金會的前身)在這里租下500畝山林、濕地和農田,探索一系列的田園生活實驗,現有南部生活共識社區、棲地自然學校、新農夫生態農業創業和歸農書院等項目,統稱為“故鄉農園”。這個可持續生活共同體項目計劃聯合社會各界力量,通過整合資源、跨界合作,打造凝聚手工藝、自然教育、古民居保護、生態農業、共識社區等多種元素的立體生活社區,踐行與自然友好的生活方式。

 

      有人士評價,這是一種更大層面的、對后現代化時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的探索,鄉村作為載體,承載著這項頗具野心的實驗。成功之后,鄉村自然也會受益于此。

 

      唐冠華和社員們的生產方式崇尚自然主義,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和舊物打造可移動可復制的生態建筑,并制作生態工藝品作為日常生活用品,呈現生活品質。正榮公益基金會項目官員鄭光焰透露,他們正在籌劃一個手工藝生產空間,可進行3到5種手工藝制作,包括傳統紡織、冶煉、有機食品生產加工等。

 

      另一個項目“新農夫生態農業創業”與“南部生活共識社區”形成呼應。這個項目始于2013年,通過支持熱愛鄉土的青年人在故鄉農園進行生態農業創業,探索解決城市食品安全問題的路徑。來到這里的青年人被稱為“新農夫”,他們共同制定《新農夫公約》,主要宗旨和原則是互助合作、守護土地、養護自然、捍衛食品安全,核心觀點是不使用任何農藥、化肥、除草劑,倡導生產健康食物。

 

 

      “新農夫生態農業創業”項目始于2013年,通過支持熱愛鄉土的青年人在故鄉農園進行生態農業創業,探索解決城市食品安全問題的路徑。來到這里的青年人被稱為“新農夫”。

 

      2013年加入項目的“新農夫”劉繼虎在這里創立了生態土豬養殖品牌,秉承自然農業理念,采用“發酵菌床”養殖技術——一種結合現代微生物發酵處理技術的生態養豬法。因為喜歡電影《長江七號》,劉繼虎給自己養的豬取名“故鄉七號”。

 

      棲地自然學校是正榮公益基金會與福州教育機構樂享自然工作室在關中村合作建立的一個自然與環境教育平臺。樂享自然工作室一直致力于對城市青少年及其家庭普及生態觀念。兩家機構將關中村一座有148年歷史的廢棄民居改造成了學校,將樂享自然工作室的一整套教育理念和運營方式復制到了這里。另外,兩家機構還合作了棲地守護項目。

 

歸農書院

 

      歸農書院與棲地自然學校的構建有異曲同工之處。2013年,正榮公益基金會支持細雨工作室,將關中村內一座有200年歷史的廢棄古民居進行修葺,命名為“歸農書院”。之后歸農書院對外開放,成為一個民宿和自然農耕文化交流的空間,這里倡導晴耕雨讀的傳統生活方式,吸引不少游客前來體驗。

 

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方法論

      在進入鄉村的公益力量中,有諸多嘗試是圍繞提升農人對家鄉、對自身的認知而進行的。

 

      曾是一名記者的李麗一度困惑于貴州“富饒的貧困”,于是嘗試用公益的力量來解決一些問題。她于2008年發起貴州鄉土文化社,專注于少數民族村寨重新發現本地資源,探索符合當地生態和文化價值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曾是一名記者的李麗發起貴州鄉土文化社,專注于少數民族村寨重新發現本地資源。

 

      10年來,貴州鄉土文化社在貴州、廣西等少數民族地區實施了不少項目,其中鄉村旅游項目幫助很多村寨找到了自我發展之路。而李麗從鄉村旅游中得出的“文化自信”認知,并不限于少數民族地區,也適用于擁有旅游資源的貧困地區。

 

      “農民為什么要做鄉村旅游?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價值,要分享給城市的人。鄉村向城市學習,可能城市也要向鄉村學習。”李麗認為,發展鄉村旅游最重要的一點,除了團隊建設、村民參與和植被建筑保護等,還有村寨的自我認知。“只有我們真正自我了解,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有充分的自信,真正享受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日子過好,鄉村旅游才有持續的生命力。”

 

李麗(中)走訪少數民族老人

 

      在實踐中,李麗發現,其實村民對此已有感性認知。當看到廣東媽媽帶著孩子來到貴州村寨時,當地婦女感到奇怪:“為什么要花錢跑大老遠到我們這么偏僻的地方來?”后來她們得知,城市人將鄉野視為最好的田野課堂,于是開始意識到自己生活的價值。

 

      “當看到城市孩子在自己的村寨里上山下河,比農村的孩子還要野時,村民會認識到他們自己的生活中就有非常多的有價值的要素,鄉村就是很好的教育素材。這些平等交流的活動,注定了雙方的共同成長。”李麗說。

 

      云南鄉村之眼鄉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呂賓這些年來一直致力于用影像記錄西部農牧民的原生態生活,但與傳統紀錄片拍攝不同,他將攝像機交到農牧民手上。

 

“鄉村之眼”培訓的鄉村攝影師蘭則是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縣白玉鄉的牧民,他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叫《牛糞》。

 

      “鄉村之眼”起初是一個公益影像計劃,始于2007年。該計劃在云南、青海、四川等省區對農牧區學員進行視頻拍攝和剪輯方面的培訓,支持他們拍攝自己的影像作品,表達對家鄉文化及環境的理解。2015年,鄉村之眼注冊為公益組織,開始踐行更為宏大的使命:以影像為記錄手段和啟蒙方式,培育在地生態保護和文化傳承的力量,促進西部鄉村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和東西部的平等對話。

 

《牛糞》入圍了鳳凰網第二屆紀錄片大獎

 

      “第一步成就感構建,第二步組織化建設,第三步找到痛點。我覺得當地人拿起攝像機來拍攝時,(和社區)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呂賓說,“最終我們通過影像的方式,推動有責任的內需和原生動力,有歸屬感的鄉村影響社群。”

 

      成立于2007年的民間環保組織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在專注于自然保護之外,也意識到當地人的利益問題。他們的項目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貧困地區發展和保護的矛盾問題。

 

      “對保護區周邊社區來說有三個突出的特點:自然資源相對豐富、少數民族聚集、經濟相對落后,我們主要關注保護區周邊的社區怎樣發展、保護和持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項目主任馮杰說。

 

四川平武縣關壩自然保護區引入外部力量,對接螞蟻森林,利用全社會力量保護生態。

 

      在四川省平武縣的多個自然保護區,由于專業團隊長期以來的巡保和監控,當地生態明顯好轉,開始有更多的大熊貓靠近生活區。為了保護可持續,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在當地布局了六大產業,如中蜂和冷水魚養殖等,其中冷水魚養殖在增加收入之外,也保護了河流,“保護本身是可以作為一個產業的。”馮杰認為。

 

      “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振興的三個階段,第一了解與共識,第二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有機結合,第三跟進與推廣。要想達到這個效果,可以通過四個力量(社區、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來實現鄉村振興。”馮杰說,“光靠當地社區做鄉村振興是不夠的,必須有外部的參與,這是外部參與時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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